在万马齐喑的时代，敢言，是一种勇气。
学者高希均就曾说：“沉默，是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
但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却对知识分子这种热情洋溢救国济民的“责任感”，表达了强烈的怀疑与批评。
他发现，很多敢言的知识分子，经常会“好心办坏事”，反而给社会添了很多乱。
事实上，比“敢言”更高的美德是“善言”——即一段话不但要出于良善的意图，更要取得良好的效用。
在索维尔看来，这不但要经过逻辑与实证的思考，还要不悖于以下三种错误的认知：
◎“知识分子不必为自己的言论负责”
索维尔认为，与社会的其他群体相比，知识分子事实上是不必为自己的言论负责的。
比如在社会中，一个金融家投资失败会破产，一个偷工减料的建筑师甚至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无论他们的本意多么合理或多么令人钦佩，对于这些人来说，事实才能决定一切——一顿饭好不好吃，只有靠嘴巴品尝才能知道。
可是知识分子发表了一通通错误的言论之后，仍然可以毫不受惩罚的继续占据讲台，继续大发厥词。
比如二十世纪前半期有很多左翼知识分子比如萨特、易卜生、罗曼罗兰等，他们尽管对斯大林体制完全无知，却依然热情洋溢的吹捧他们。在斯大林清洗成百万的人、扼杀人民的全部自由后，那些崇拜歌颂他的知识分子，却丝毫没有受到谴责。
索维尔批评他们每当被指责时，就厚颜无耻地反复使用这一招：我的本意是好的，谁想到结果会这样呢。
◎“圣化构想”
索维尔认为很多知识分子会先设想一个理论，认为只要依靠这个理论，就可以构建出完美的社会。认为自己可以提供一种完美的出路和解决方案，将引领社会脱离愚昧而走向纯然的光明。
有圣化构想的知识分子任何时候都不能满意，因为在他们看来任何社会问题的根源，都是因为远离了他心中完美的社会。他们经常无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很多社会问题事实上是扎根于人性的，强行校正人性，只会越搞越糟。
比如索维尔在书中指出，知识分子经常觉得人犯罪的根源是因为童年、成长中的不幸经历的结果，但当美国运用了这种降低犯罪者本人责任的预防犯罪理念进行司法改革时，谋杀率却陡然上升了两倍多。
◎没有与智力相匹配的智慧
知识分子的种种问题，并不是因为这些人真的内心险恶，他们其实都是很好的人、甚至是整个社会最耀眼的一批知识分子。
究其原因，索维尔认为，恰恰是这些知识分子太急于为社会负责，他们往往智力卓绝，却缺乏真正的智慧。正如索维尔所说：“世界上最为知识渊博的人，能否拥有世间所有知识的哪怕1%？”
智力，并不一定是智慧。
智慧，是所有品质中最为稀缺珍贵的，只有将智力、知识、经验和判断等综合起来，并形成融会贯通的理解，才能称为一种智慧。
乔治·奥维尔曾经说过：“一些理念是如此愚昧，以至于只会有某个知识分子可能相信它。”
如果说智力的反面是迟钝或者迟笨；那么智慧的反面就是愚昧，愚昧可要比迟钝危险的多。
索维尔认为社会之所以充满智慧，并不是因为个体有多少超凡脱俗的智力，而是因为社会通过亿万次互动、试错、适应这样一个“体系性过程”来实现智慧的积累。
智慧是不能脱离现实的，只有在坚持专业性的同时，保持知识上的谦卑与开放性，才能成为一个负责、不添乱的知识分子。
……
索维尔对于知识分子的批判，无异于一针醒脑剂，可以让大家从对知识分子的盲目崇拜中清醒一下，学会如何筛选优秀思想，建立一份“思想的白名单”。
同时本书也堪称一本启蒙的必备书，因为所谓启蒙，恰恰不是让人不假思索的相信盲从什么，而是让人用自己的思维，来照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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