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张是之
编者按：
美以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背后有一场隐秘的战线。
最近，智谷趋势高级研究员张是之在南方周末发表深度解读文章《美以军事打击伊朗：导弹在飞，印钞机在转》，将镜头拉远，直指战争背后那台运转了两百年的隐秘机器——法币体系。
在他看来，民主、安全叙事不过是战争的“门面”，真正的逻辑藏在债务扩张与货币创造之中。
战争的成本不再通过显性的“征税”由民众直接承担，而是通过发债与通胀被巧妙隐藏、稀释并推迟。
这种机制解除了战争的政治约束，使军工复合体与金融资本结成利益同盟，推动美国债务随每一次战争阶梯式上涨，且只增不减。
但对美国来说，被隐藏的成本终将可见，而那个“借不到钱的早晨”正在逼近。
美国和以色列从2026年2月28日开始对伊朗进行的军事打击还在激烈进行中。媒体上关于各方战略意图、地区格局、中东博弈的讨论已经汗牛充栋，我想讨论一个简单却又容易被忽略的问题：
打仗是需要钱的，这笔钱，从哪里来？
不是说这个问题比地缘政治更重要，而是说，如果不搞清楚这个问题，就永远看不穿战争背后真正的逻辑。那些关于安全、民主、核不扩散的叙事，只是战争的门面。藏在门面后面的，是一台两百年没有停转过的机器——
它叫作法币体系，它的燃料叫作债务扩张，它的产品叫作战争。
谁在为战争埋单？
我们先做一个思想实验。
假设美国政府今天宣布：为了支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每位美国纳税人需要额外缴纳3000美元的“战争特别税”，现在开始征收。
你觉得会发生什么？
街头肯定不太平。国会肯定吵翻天。不管什么党，不管什么旗帜，老百姓对掏钱这件事是最敏感的。这场战争很可能还没打起来，政治上就先崩了。
但实际情况是：这场军事打击发生了，总统直接决定，国会授权程序都没有走，美国老百姓感觉自己没付出任何代价。
秘密在哪？没有秘密。只有一个你没注意到的机制。
代价没有被消除，它只是被隐藏了，被推迟了，被稀释了。
美国政府现在不用征税，它改发债了。发了债，美联储可以直接购入，也可以让金融机构购入再转手。货币供应量增加，通货膨胀率上升，公众口袋里的钱购买力下降。
公众没有收到任何征税通知，但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为这场战争付了钱——以通货膨胀的方式，以悄无声息的财富转移方式完成。
这就是这套体系最精妙的地方：它让战争的成本变得不可见。
美国原联邦众议员罗恩·保罗说了几十年：直接加税会让民众立刻反对海外战争，只有在法币体系下，才能通过发债和货币创造把战争的真实成本隐藏起来、延迟下去。
这不是在批评某一届政府，这是在描述一个制度事实。不必要的战争，和法币、债务扩张，总是形影不离。
那么反过来，就没有什么约束机制么？曾经是有的，那就是金本位。
在金本位时代，美国政府要打仗，必须先向国会申请增税。国会代表的是选民利益，战争的政治成本极高、极直接、极可见。19世纪，美国政府并非没有打过仗，但每一次战争都面临来自纳税人的强大阻力。
南北战争期间，林肯政府为了筹措军费，不得不通过《税收法案》大幅提高关税，甚至首次开征所得税——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对个人收入征税，直接目的就是为战争埋单。
老百姓看得清清楚楚：打这场仗，要从我口袋里拿走多少钱。这种直观的“可见性”，本身就是一种约束。战争必须值这个价，否则选票会让发动战争的人付出代价。
债务在战后也会逐步偿还。这道闸门，不是靠某个政治家的道德自律撑着，而是靠制度约束撑着——你印不了更多的钱，战争就必须有人直接掏钱埋单，而掏钱的人自然会问：值不值？
但是到了1913年，这道闸门消失了。这道闸门的消失，是一条完整的利益链条，不是阴谋论。
罗斯巴德在研究美国一战前的政治时，梳理出了一个清晰的利益结构：以摩根财团为代表的美国金融利益集团，是推动美联储建立的核心力量，也是后来推动美国参战的幕后推手。
逻辑其实并不复杂，我们要追问的是，战争给他们带来了什么？
第一，军火订单。战争意味着巨额军工采购，承接这些订单的企业，背后站着的是谁？
第二，债券承销。政府发债打仗，谁来承销这些国债？摩根这样的投资银行，每承销一笔债券就能收取丰厚的手续费。战争规模越大，发债规模越大，承销利润越高。
第三，货币扩张。美联储成立后，获得了货币创造的垄断权。战时大规模货币扩张，既稀释了储户的存款，又让掌握发行权的金融机构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财富转移。
第四，金融霸权。一战让美国从债务国变成了世界最大债权国，战前欧洲列强欠下的战债，大量流向了华尔街。美元借助战争开始走向国际化。
梳理清楚，我们很容易看到，在这样的利益结构中，逻辑是一环扣一环的：
先推动建立美联储，获得货币创造的制度性权力；再在这种金融条件下推动国家参战，从中承接军火订单与国债承销的巨额利润；随后通过货币扩张稀释社会财富，减轻债务压力；最终在战争结束后确立新的金融主导地位。
整个过程首尾相连、层层递进，每一步都与下一步相互支撑，也都蕴含着现实而具体的利益动机。
每一个债务峰值背后都是一场战争
1913年，不是美联储成立的那一年，而是美国战争机器获得永久燃料供应的那一年。
在此之前，美国的债务走势遵循一个相对简单的模式：
战时上升，战后偿还。
独立战争后，1791年美国积累了7547万美元国债，然后逐步偿还。南北战争是一次量级跳跃，国债从6500万美元飙升至27亿美元，增长将近40倍——但战后几十年间，这笔债务也大幅压缩了下来。19世纪的美国政府，有战有还，债务像呼吸一样有张有弛。
1913年之后，呼吸只剩下了吸气。
美联储成立仅四年，1917年美国就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绝不是巧合。正是有了央行体系的货币创造机制，政府才能在不直接向选民收税的情况下，源源不断地为战争融资。一战期间，美联储将美国货币供应量扩张了整整两倍。
美国参战前，是个债权债务大致平衡的国家；参战后，凭着这台印钞机，向协约国大量提供贷款，战后摇身一变成为世界最大债权国。一战，是美国金融资本和货币体系共同崛起的分水岭。
但更深刻的变化不是战时，而是战后。
19世纪的规律是：战争结束，债务偿还。1913年之后，这个规律消失了。原因是什么？
因为法币体系下，政府没有偿还债务的压力。通货膨胀会自动稀释债务的实际价值——政府借了你100块，通胀之后还你105块，但这105块的购买力已经不如当年的100块了。
政府在用贬值了的货币偿还当年的债务，储户和债权人承受了隐性损失，而政府账面上“完成了还款”，实际上一分钱都没有真正省出来。
这个机制一旦被制度化，结果是可以预见的：政府没有任何理性动机去真正削减债务。债务只需要被“管理”，不需要被“偿还”。怎么管理？让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债务增长速度，让通胀慢慢稀释债务的实际规模，然后继续借新还旧、滚动续期。
战争结束了不要紧，账挂着，下次再打可以继续加。
于是二战结束，债务没有回落；朝鲜战争结束，债务没有回落；越战结束，债务没有回落。每一场战争都是一个新台阶，债务永远只会往上走，从来不会真正回头。
这就是法币体系和金本位最本质的区别：金本位下，战争是借的债，终究要还；法币体系下，战争是印的钱，悄悄稀释就完事了。
二战后的数据可以作为参照：美国联邦债务从约430亿美元飙升至约2590亿美元，增长超过5倍，之后再也没有真正降回去过。
进入21世纪，这台机器彻底开足了马力。
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随后是伊拉克战争，随后是叙利亚，随后是利比亚……
布朗大学“战争代价”研究项目的统计数据显示，2001财年到2022财年，美国在这些战争和军事干预中的总开支已经超过8万亿美元。
同期，美国国债从2000年的约5.7万亿美元增长到2022年的24万亿美元，新增约18万亿美元。战争开支相当于同期新增债务的40%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做出这个结论的人，并不是什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学者。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曾任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主流经济学界公认最受尊重的声音之一——在研究美国债务危机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战争开支是美国当前债务危机最核心的推手之一。
萨克斯还补了一刀：军工复合体已经深度绑架了美国的两党政治。
在历次债务上限谈判中，两党宁愿削减穷人的医疗补贴和基础教育投入，也不会碰军费预算一根毫毛。这不是某个政客的道德缺失，这是利益结构决定的必然选择。
战争不只是战场上的事，战争是一个行业，这个行业有自己的游说团队、自己的选票、自己的产业链。
而且这个行业和货币体系之间，存在一个更深的互利结构——军工企业需要战争，战争需要债务，债务需要货币扩张，货币扩张需要央行，央行需要维持自身的不可替代性。
这个链条上每一个环节的参与者，都有强烈的动机推动战争向前走，没有一个环节有动机叫停。当年摩根财团推动的那个利益结构，在一百年后变得更庞大、更复杂、更难以撼动。
所以，指望某一位领导人或某一次选举来打破这个循环，基本上是一种奢望。因为这不是个人意志问题，这是制度问题。
如果把美国两百年的债务走势图画出来，是什么样子？
几乎每一次重大债务峰值，背后都有一场战争。2008年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当然也带来了债务跃升——但那是偶发的冲击，战争才是持续的、系统性的驱动力。进入法币时代后，每一个峰值都成了新的底线，债务从来没有真正回落。
这不是历史偶然，这是制度运行的必然结果。
从美国两百年债务与GDP比值（红色曲线）的统计图能直观看出，每一次债务峰值都对应大规模战争，进入法币时代后债务再也没能回落到战前水平。图片来自《The Next Generation of Austrian Economics Essays in Honor of Joseph T. Salerno》
39万亿美元的火药桶
理解了前面两部分，就能理解战后国际货币体系里一个最被主流经济学忽视的秘密。
很多人以为各国持有美债是一种正常的投资行为：美债安全、流动性好、收益稳定，所以全球央行把外汇储备买成美债，合情合理。
这是表面。
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的研究揭示了这个体系更深的逻辑：各国之所以“不得不”持有美元、买入美债，是因为整个国际贸易体系是被强制性地用美元计价的——首先是石油，然后是大宗商品，然后逐渐蔓延到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贸易品。
在现行的国际贸易体系中，若想参与全球贸易，就必须持有美元。当各国在贸易往来中不断积累起美元储备之后，最安全、最具流动性的存放方式，通常就是购买美国国债。
于是，一个自我强化的机制便逐渐形成：
大宗商品以美元计价，各国被动积累美元储备；美元储备又以购买美债的形式回流美国，为其财政赤字提供融资；而美国再利用这些资金维持其遍布全球的军事存在；这种军事与政治影响力反过来巩固了美元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使大宗商品继续以美元计价，整个循环不断延续下去。
这就是赫德森说的“帝国税”——不是美国向其他国家收税，而是整个货币体系的架构，让每一个使用美元的国家，都在源源不断地向美国的国债体系输送资金，而这些资金，直接支撑了美国的军事扩张。
普通人在加油站给汽车加油，贸易商在港口为货船买保险，各国央行储备美元——每一个动作，都在为美国的下一场战争付钱。
这个体系的设计之精巧，远超任何人的想象。
但它正在出现裂缝。
2022年，俄罗斯被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冻结了约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个动作本身改变了全球货币体系的逻辑基础——它告诉全世界：持有美元储备不只是一个收益率问题，还有政治风险问题。如果你和美国的关系出现裂痕，你攒了几十年的美元储备随时可能归零。
这个信号被全球南方国家接收到了。
沙特开始悄悄谈判，接受人民币结算部分石油合同。在石油美元诞生50年之后，这个动作的象征意义超过了实际意义——它说明那个“大宗商品必须用美元计价”的不成文规定，已经开始松动。
各国央行大规模增持黄金，2022年全球央行购金量创下55年来最高纪录。黄金不产生利息，是一种极度“无效”的储备资产，然而全球央行集体选择增持，背后的逻辑只有一个——减少对美元体系的依赖。
2016年以来中国、俄罗斯等国家持续减持美债，累计规模以千亿美元计。中国对美债的历史最高峰，出现在 2013 年，当时规模大约 1.32 万亿美元。而现在，已经降到了 6800 亿美元左右，是 2008 年以来的新低。相比高峰期，几乎少了一半。
美债的买家池在收窄，越来越依赖少数几个仍深度嵌入美元体系的盟友——日本、英国、沙特——来接盘。而这些盟友自身的财政压力也在上升，接盘能力有限，政治忠诚度也并非无限。
这个体系的内在矛盾已经暴露：军事扩张需要发债，发债需要买家，买家在减少，于是需要更强的军事压迫来维持美元体系，于是需要更多的军事扩张，于是需要更多的债务……
这不是循环，这是螺旋，向下的螺旋。
那么，今天这场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处于这个螺旋的哪个位置？
一种解读是：这是一次试图用武力重新稳固中东秩序，进而维护石油美元体系的操作——打掉伊朗的核威胁，震慑地区挑战者，告诉沙特和海湾国家，美国的保护伞还在，石油美元的协议还在，你没有别的选择。
如果这个逻辑成立，这场打击是在试图给那个循环续命——用一次军事行动，延缓整个体系的瓦解。
另一种解读是：恰恰相反，这场打击会加速那个链条的断裂。每一次美国动用军事力量和制裁工具，都在向全球南方国家发送同一个信号：如果你站错了队，美元储备会变成一个陷阱。
伊朗的遭遇、俄罗斯的遭遇、委内瑞拉的遭遇，一遍又一遍地告诉那些尚未完全倒向美国的国家：去美元化不是一个理念问题，而是一个自我保护的理性选择。
这两种解读不一定互斥。这场军事打击可以同时是“续命”的尝试和“加速崩塌”的推手——在短期内压住了一些反叛，在长期里加深了所有人的不信任。
但无论哪种解读，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截至2026年，美国国债已经接近39万亿美元，占GDP比重超过120%，每年利息支出接近1万亿美元，已经超过了军费本身。
这台机器为了支付自己的燃料成本，已经开始侵蚀自身的运转能力。一个靠借新还旧维持运转的体系，迟早会遇到一个它借不到钱的早晨。
那个早晨不一定是今天。但每打一场仗，它就离今天更近一点。
被隐藏的成本，终将变得可见。
39万亿美元，就是两百年来所有被隐藏的成本，堆在一起之后的样子。
从独立战争到今天的打击伊朗，剧本从未改变——战争开打，债务上台阶，成本悄悄转嫁给每一个持有这种货币的人。法币体系是这台机器的核心零件，没有它，战争就得明着收税，明着收税就得面对选票，面对选票就得给出答案。
今天的导弹还在飞，债务计时器还在转，而接盘人的明天，恐怕越来越不明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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